主页 > www.49bbs.com >
环球法律资讯 2014年第2期
发布日期:2019-08-11 02:27   来源:未知   阅读:

  鉴于当代西方社会法律文明程度高,法律制度成熟、完备,公民的法治意识深厚,本文拟以当代西方社会公民的法律普及与教育实践与做法为重点进行介绍。

  在当代西方社会,小政府、大社会做法已经成为流行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自治化程度非常高。因此,除特别需要由政府进行管理的事项之外,其他社会管理工作大多是通过社会组织来完成的。这其中公民的法律普及与教育就是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管理所从事的重大社会管理事项之一。这些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法律实践向社会传递法律信息,普及法律知识,推动公民法律教育的不断深入。

  在人员组成上,这些致力于普法的社会公益组织,通常由从事法律职业、教育职业以及社会工作的专门人员构成,如法官、警察、执业律师、大学法律系教授、社会慈善家、社会志愿者以及在校大学生等,他们通过参加这些普法社会公益组织积极投身于公民的法律知识普及和法律教育,许多人甚至放弃任何报酬而致力于该项事业。

  通常情况下,这些致力于公民法律普及和教育的社会公益组织在如何进行普法和法治教育上有周密的计划和部署,有的通过自己的章程将普法计划事先列明,有的通过出版简报的形式定期向公民公布普法的重要内容,如英国法律与生活公民法律教育基金会就是通过定期出版简报的形式向社会公民公布其不同时期的普法重点的。如,他们在2013年11月出版的以青少年使用网络为重点的简报(The November newsletter covered young people’s use of the internet.)。另外,为了更好的向公民普及法律和进行法律教育,这些普法社会公益组织定期会对自身的普法工作进行评估以查找工作缺漏,为下一步法律普及和教育提供更好的方向。

  (二)国家机构在公民法律普及与教育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代西方社会,大都是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法治社会。分权制衡的根本原因是防止某一机构权力过于集中从而侵犯公民权。因此,各国家机构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行使职权,客观上也为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提供了最重要的内容。从另一方面说,公民也只有了解并提高自身法律知识和素养才能有效的监督公权力更好的行使自身权力。不过本文在此侧重讲述的是国家机构行使职权对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

  1.法院的审判是公民普法与教育的重要途径。从18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到美国国会1791年12月15日批准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即通常所称《权利法案》)中的第6条修正案“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享有:由犯罪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开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理”, 尤其在1948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10 条确认“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和 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14条第1款“所有的人在法庭上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时对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之后,公开审判原则在西方社会法庭审判中得以确立。因此,除法律特别规定之外,公民可以旁听法庭审判。也就是说,公民可通过旁听法庭审判获取法律知识和信息,从而达到自我法律教育的目的。从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审判机构的法院通过其客观公正的审判工作,已向公民做了最好的法律普及和教育。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其法律是从一个个判例中提炼出来,可以说每一个法庭判例都是向公民进行法律普及和教育的重要载体。

  2.国外法庭的陪审制度是公民进行法律普及和教育的有效实践。陪审制度是国外法庭审判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英美法系称作陪审团制度(Jury),在大陆法系称作陪审员制度。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其基本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在有陪审团的诉讼中,法官不认定事实,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诉讼程序,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在英美法系国家,参加陪审是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如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21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没有陪审团取而代之的是个别陪审员来参与案件审理,因此,陪审员在大陆法系也叫参审员。具体而言,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陪审员与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力。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陪审员(或参审员)既要认定事实问题又要认定法律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要求陪审员有着与法官一样甚至是更高的法律素养,因此,陪审员在任职之前必须经过法律培训。第二,陪审员往往具有固定任期。采取参审制的国家几乎都规定了陪审员的任期,如德国为四年。第三,陪审员一般不参与民事案件审理。在大陆法系,陪审制适用的范围比较窄,一般仅限于刑事案件,且往往是重大刑事案件。因此,纵观当代西方社会的陪审制度,都是公民参与国家审判工作,监督法庭审判的法律实践。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陪审制度的有效贯彻,对推动审判民主、公正审判起到了重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进程。同时公民通过参与陪审,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是公民提高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

  3.广大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存在,对公民法律的普及和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当代西方社会,在国家层面很少设有专门的法律普及机构,其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职能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广大的法律援助机构附带行使的。在西方国家,法律援助机构分为国家法律援助机构和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两类。如英国根据其1999年《接近正义法》(Access to Justice Act)规定,在其国家层面设立法律服务委员会(Legal Service Commission)代替原来的法律援助委员会(the Legal Aid Board)。同时,在法律服务委员会下设社区法律服务(Community Legal Service)和刑事辩护法律服务(Criminal Defense Service)。英国的另一类法律援助机构是地方法律援助实施机构及社会组织自发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如小律师的职业法律社,移民事务咨询中心等。具有类似架构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国家很多,比如,美国、南非、加拿大等。在这些国家,法律援助机构在履行法律援助职能的同时,通常都设有电话热线或网络互动热线,向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服务,解答他们的法律问题,并积极向他们普及有关的法律知识。有时这些法律援助机构还针对特殊群体以及易发多发的法律问题做一些专门的项目,向公民普及有关方面的法律知识,并告知他们遇到类似问题时该如何解决、如何求助方面的知识,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这些法律援助机构还定期在其网站上更新一些最新的法律动态以及政府出台的最新政策,提醒公民关注这些信息。这些做法和实践在向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促进了公民法律的普及和教育。

  4.部分国家和州的司法部或类似政府机构在公民的法律普及与教育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国家的司法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其国家法律制度(Legal System)以及公民权利及保护(Rights and Protections)的信息以方便本国公民了解本国的法律建设和自身享有的权利。为了使公民享有知情权,有时司法部或类似政府机构也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将一些立法规划告知公民,或者将立法草案在其官方网站上加以公布以征求公民的意见和建议,让公民参与立法。有的国家,其州司法部为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公民的知法、用法和守法能力,明确将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作为一项任务来抓。如南澳大利亚司法和社区安全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Community Safety)的职能之一就是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增强社区公民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Build the capacity of agencies to understand and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Indigenous communities;Coordinate services and programs across the wide range of current initiatives being implemented under the banner of ‘Closing the Gap’ in the areas of health, education, housing and employment.)。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和州的司法部或类似的政府机构,通过公布法律信息或法制建设规划,提升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潜移默化中向公民进行法律普及和教育。

  (三)学校在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中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学校不仅是传授人文科学知识的摇篮,同时也是推动公民法律普及与教育的圣地。就公民法律普及和教育来讲,学校扮演了两方面的角色,一方面通过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向公民普及最基础的法律常识。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阶段,许多大学法学院除了培养高级法律人才外,还向社会传递着法律的力量。就第一方面来说,在法治国家中,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基本行为准则,而公民掌握这些基本行为准则的前提是公民知法。因此,普及法律常识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基于此,在课程方面,教育家沃尔茨建议公民教育课程应让学生了解民主制度及其实践的历史,介绍民主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知识。正是基于此,法国自19世纪末就开设“公民训导课”,对学生进行法律、政体、社会公德以及公民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教育。进入20世纪后,则把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列入了教学大纲。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学法学院培养高级法律人才在此无需赘述,但就大学法学院回馈社会,向社会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普及法律知识,提供公民法律教育来论,高等教育为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在美国,大学法学院通常都设有法律“诊所”项目。通过这种项目,美国大学法学院把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一方面充分地利用了法学院丰富的学生资源,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增长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为公民接近法律获取正义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四)数目繁多的法律图书馆和法律数据库为公民走近法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当代西方国家,为方便公民了解法律,知悉国家法治建设,国家除在其官方媒体上公布法律信息外,还专门设立了数目繁多的法律图书馆、电子法律图书馆和法律数据库。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万律法律数据库(Data of Westlaw)和诺罗电子法律数据库(Data of Nolo)、英国的国家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加拿大的律商联讯电子法律数据库(Data of Quicklaw)、印度的Manupatra互联网法律数据库、新加坡部法律(Minlaw)、奥地利共和国法律信息系统(http://)、日本法律网(Japanlaw)以及韩国立法研究所(KLRI)等等。这些法律图书馆、电子法律图书馆和法律数据库几乎涵盖了所在国所有的法律信息和部分外国法律信息,有的甚至将法庭的判决书也纳入其中,为公民了解和学习法律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法律资源。

  (五)教会在公民法律普及和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公民信奉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可以说,无论是孩子出生时的洗礼还是公民死亡后最后的葬礼,无不存在着宗教的身影,它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备部分。因此,公民的任何活动几乎都可以打上宗教的烙印。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也不例外,宗教以其特殊的形式影响着公民学习、接受法律的全部过程。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两点,其一就是教会法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在教会法中存在大量的涉及土地、婚姻家庭与继承、刑法、诉讼等法律关系准则。这些教会法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当今的法律制度,是当今法律制度的法律渊源之一。其二,教会的教义中也涵盖着许多公平、正义信条,对公民的法律和教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圣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根基之一,但它却是犹太民族的法典。著名的“摩西十诫”至今是基督教社会的道德准则。天主教教义中《旧约·厄则克耳书》也曾提到:“一个人若正义,必行公道正义的事”,要求人们做一个具备正义的人。除此之外,教会教义中还存在大量的涉及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信条。由此可见,通过教会主教之口,将朴素的法律理念灌输到人们的内心深处,用法律理念将人们的心灵洗礼,对公民走近和接受法律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六)新闻媒体在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中起着联系纽带作用。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人们每天接收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各种信息。在信息的传递中,各种新闻媒体起着重要的联系纽带作用。基于此,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同样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与推介,是新闻媒体将公民和法律信息很好的联系了起来。新闻媒体通过传递最新法律信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悄无声息的向人们普及着法律,教育人们将如何行事从而避免僭越法律界限。如,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设有专栏发布最新的法律信息,提醒人们关注法律及相关信息的发展动态。世纪大审判“辛普森杀妻案”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ABC News)播出后,曾经唤起1亿4千万美国人收看,乃至吸引全球人的眼球。该案的审判,剔除娱乐效果,对公民的法律普及和教育曾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类似案件还有发生在美国弗罗里达州的“凯西杀女案”,在经过媒体播报后也曾给公民以极大的法律教育。新闻媒体独特的传播方式成为了广大公民学习、了解法律的有效途径, 鉴于此,美国曾于1991年专门创设了美国法庭电视台(Court TV),它是一家具有广泛影响的以报道法庭为主的电视台,目前该台由时代华纳公司、美国律师媒体、全国广播公司等几家著名公司共同拥有,是目前美国法庭报道的权威媒体,对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法庭有着广泛的影响。该台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地播报法庭新闻、转播各种庭审。法庭电视台的创始人布瑞尔(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一再强调法庭电视台的教育功能,他说办这个电视台的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重要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有深刻的影响,这决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在此,我们暂且不论新闻媒体的法律报道对法庭公正审判的影响,但就新闻媒体自身而言,由于其数量之多,涵盖范围之广,其法律报道对公民法律普及和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可见一斑。

  (七)法律思想文化与艺术的繁荣灿烂为公民法律普及与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从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就是正义”这一主张以来,西方社会在法律与国家、法律与公民权、法律与社会等方面相继提出了许多涉及社会发展、国家建构的重大理论。如,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等。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以及美国独立时颁布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更是将天赋人权充分彰显。这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法律思想理论和革命宣言为公民信仰法律、崇尚自由奠定了坚实的法律理论基础。他们像心灵鸡汤一样,一直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伴随着每一个人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以法律为题材的文学艺术更是将法律与生活演绎的淋漓尽致。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最辉煌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仿佛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法庭片的全景剧照闪耀在教堂的上空。西方最伟大的诗人歌德,他早期从事律师工作时的几份法庭发言稿,至今仍在各法学院流传。英国戏剧大家莎士比亚代表作《威尼斯商人》的高潮就是一场法庭上双方的滔滔雄辩,并以夏洛克割肉未遂的喜剧结束。至于电影行为艺术,更是将法律作为永恒不变的题材。如,阿什莉·贾德、汤米·李琼斯主演的《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片名直接点到了英美法系中著名的“双重危险”原则。《神探亨特》更是将米兰达法则(Miranda Warnings)反复向公民呈现。电影《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和《惊爆内幕》(Insider)将有关赔偿的问题向公民详加讲述。格里高利·派克在《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中扮演的为黑人伸张正义的芬奇律师被认为是美国历史最伟大的银幕英雄之一。大量的以法律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以其特有的形式向公民普及着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教导着人们要知法、守法、信法和崇法,源源不断的向公民提供着丰富的法律营养。

  (八) 庄严肃穆的仪式和发人深省的宣传标语提醒人们追求正义、崇尚法治,客观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法律教育作用。在西方社会,人们在日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许多仪式,这些仪式都以其自身的存在被纳入法律而程序化了,本身就闪耀着法律的价值更不说进行仪式时向外界传递的法律内容了。如,美国总统当选后的就职仪式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美国总统当选后一定要履行就职仪式已经成为宪法惯例,因此,总统宣誓当天也被称为就职典礼(Inauguration Day)。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由官主持。总统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第1款规定向全国公民宣誓以下誓词“我谨庄严宣誓,我必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这一仪式向公众昭示着美国是法治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利来自于公民,当今国家法律制度是先辈们不畏牺牲、浴血奋战、不断奋斗取得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倍加珍惜。就职仪式虽短,但内涵丰富,可以说是一堂真实的公民法律普及与教育课。除此之外,为了反映正义来之不易,民主法治获得的艰难,西方国家大都注重在公共场合向人们宣传些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如在美国图书馆,几乎每一个馆门前都写着一些标语。如这一标语:我们,美利坚民族,每一个人天生平等,自愿同意成立联邦,通过陪审团进行审判,享有,这便是美利坚合众国(WE, THE PEOPLE,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RIAL BY JURY, FREEDOM OF SPEECH, CREATED THE UNITED STATES)。还有在林肯纪念堂篆刻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and Proclamation)以及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著名演讲稿。这些宣传语意义丰富、思想深远,具有警醒世人的作用。目的是要告知人们要维护和珍视先辈们的奋斗成果,崇尚民主法治,用行动去追随先辈们的遗志,绝不做践踏法律的罪人。可以说,对每一个公民来讲,每次读这些标语都可以被看作是一次灵魂接受法治洗礼的过程。

  世界各国因其历史、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等情况的多样,导致各国在公民的法律普及与教育方面的实践与做法存在很大不同。这些实践和做法不存在优劣之分,都与本国国情相适应,有力地推动了公民法律普及和教育的不断深入,促进了本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推动了公平正义的深入发展。本文介绍了国外公民法律普及与教育的一些实践和做法,希望能以他山之石,为我国的法制宣传与教育提供一些借鉴,更好的为我国法制宣传与教育改革发展服务。

  刑法修正案(八)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社区矫正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但其仅仅是刑法明确了其地位而已,相关的配套实施及制度还不够完善,笔者将通过本文,通过国外立法研究与发展及我国立法研究与发展进行对比,在通过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在立法和实践运行中的优缺分析,最终提出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完善的可行性的建议。

  社区矫正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制度,在2003年国家开始在局部省市开始实行试点工作,在2006年司法部进一步扩大试点省市的范围,由2003年的6个扩大到18个省市。在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正式的确立了社区矫正在刑法中的应用。也可以看到我国的刑法制度在与现代刑罚制度接轨,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非监禁罚、人道主义模式的刑罚在不断的出现,社区矫正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不禁让我想到人类生命的终点站就是死亡,而鉴于制度的终点站就应该是监狱制度本身的灭亡。虽然我国在现代刑罚制度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对于今后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相对于英美国家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社区矫正而言,仍然有很多的不完善之处,本文将通过对有关英美国家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社区矫正的研究得出我国在社区矫正方面应有那些借鉴之处,以及我国现有的社区矫正还有那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最终提出一些可行性的立法建议,最终达到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目的。

  1.社区矫正的概念及特征。2003年七月十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两院两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的通知》对试点中的社区矫正做出了定义,该定义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正条的犯罪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的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决定、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里和行为的恶习,并促进其顺利的回归社会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其特点笔者概括如下:(1)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该刑罚是在监狱外执行的一种刑罚。(2)执行主体为专门的国家机关与非政府性社团组织相结合的管理模式。(3)社区矫正的期限为法定。即有裁判、决定来规定其执行的期限。(4)社区矫正的目的为矫正犯罪人的心里及行为恶习,使其回归社会适应社会。

  2.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纵观世界一些国家的社区矫正的性质也是各不相同的。英国社区矫正的性质是独立刑种的性质。美国社区矫正具有执行刑罚的性质。而日本则是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而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的,具体包括:保安处分说、非监禁刑罚执行说、多重说等等。笔者在这里不过多的赘述上述各学说的内容只想谈谈笔者个人的想法。笔者更加主张多重说,因为社区矫正其性质不能说其仅仅体现保安处分或者仅为非监禁刑罚的执行的性质,社区矫正更加要体现法律和社会性及人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国家运用感化教育犯罪人的手段使其悔悟并回归社会,而不应该是恶性循环。

  3.我国社区矫正的基本结构。(1)主体:由三部分构成: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社团、社工四部份组成。(2)工作机制:政府主导推动,社区自主运作。即公安和司法机关及公务员,作为政府力量组织、领导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社团、社工等自主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运作。(3)工作对象: 5种人,即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被裁定假释的犯人。(4)工作程序和内容:法院将有关法律文书同时送达街、镇司法所,受刑人根据刑事裁判要求到司法所登记报到后,由公安、司法、社团、社工和社区服刑人员共同签订协议,宣告社区矫正开始。社区矫正期满前,提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进行鉴定,期满时,同样按期宣告社区矫正期满。期间,主要工作是由社团、社会组织和社工及志愿者,与社区服刑人员个别谈话,提供咨询,进行教育,组织集中学习和从事非营利性公益劳动等。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比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提出街道和居委会开展社区建设工作,自2000年开始推广城市社区建设工作。在2003年七月十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两院两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的通知》全国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六个省市实行社区矫正工作试点。2005年,司法部又下达通知在中西部扩大试点省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地点达到18个。截至2010年6月底,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6个地(市)、1 572个县(市、区)、19 507个乡镇(街道)展开,目前,全国试行社区矫正的乡镇、街道覆盖面为45%。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重庆、天津、湖北、安徽、云南、河北10个省(市)已经在全辖区所有乡镇(街道)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工作覆盖面达到100%。2010年6月底,共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8.6万人,累计解除矫正25.5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23.1万人。其中,管制占2.7%;缓刑占73.3%;假释占11.4%;暂予监外执行占3.6%;剥夺政治权利占8.8%。在社区服刑人员中,以农村户籍人口居多,达到15.5万人,占67.3%;城镇户籍7.5万人,占32.7%。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和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试行,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会继续扩大,社区服刑人员数量还会有较大增长。

  国外社区矫正要比国内社区矫正发展的早很多,该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轮廓式的提出到发展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与中国的社区矫正相比也更为突出刑罚现代化、人道化以及对罪犯人权主义的精神。自十八世纪至今,通过其发展进程可将其概括为如下特点。首先应该是社区矫正的递进性性与宽泛性;其宽泛性主要指社区矫正的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主体及定罪量刑的不同程度可以适用不同的社区矫正的种类。以英国为例,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包括:缓刑令、假释、社区服务令、宵禁令、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出席中心令监督令行为规划令。其具体为如下:1缓刑令(probation)适用于16周岁以上的犯罪人,刑期为6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缓刑令是一种主刑,其目的在于保障犯罪人的改造,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间内居住在私人住所,也可以要求其在指定的监督机构,特别是对于一些对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及一些吸毒犯。2假释(parole)其主要是指犯罪人执行了一定阶段的刑期,附条件的将其从社区矫正机构提前释放到社区,使犯罪人在监督之下完成剩余的刑期。3社区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 order)其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无偿劳动的社区矫正刑。其主要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确定其具体的劳动时间,一般在40小时以上240小时以下。4宵禁令(curfew)其主要要求服刑人员限制其在家里,防止他们在夜间外出,从而限制减少某些犯罪的目的。如盗窃及寻衅滋事等。5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Drug treatment and testing)是英国政府率先在1998年开始试点并于2000年的立法案中得到了确立的位置。该种社区矫正不具有强制措施,只有在犯罪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他们进行检测并强制到戒毒中心进行戒毒。6出席中心令(attendance center)其主要适用于10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对成年人的犯罪。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教师、警察、监狱管理者等志愿者组成并在每周的周六、周日在学校、少年宫举办,教会这些青少年罪犯怎样学会人际交流,怎样面对生活、社会等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内容。7监督令(Supervision)将青少年交给地方当局或缓刑官员监督。一般对青少年犯采取一些当面会面及准确记录、有效监管的措施,最长不会超过九十天。8行为规划令(action plan)主要也是适用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其要求犯罪人按照规划令的行为刑事,接受监督。在看看澳大利亚其社区矫正多达十五种,其包括:定期监禁、工作释放、家庭监禁、缓刑、罚金、补偿金、没收财产、社区服务令、报告中心、保证金、咨询辅导、法庭警告、限制自由、保释、假释。 其第二个特征社区矫正的规范性的特点。以加拿大为例,在加拿大《刑法典》对刑事犯罪、刑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其中就包括社区矫正的规定。在1992年又进一步颁布《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成为现今成年犯的主要社区矫正法规。 在英国2000年也颁布了《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对社区矫正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而中国的社区矫正也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当中。再次,社区矫正标准的科学性。科技与法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法律能够规范,保障科技的发展,而科技同时又要促进法律的发展。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需要法律对于科技界定明确的界限,科技能够造福人类,同样也能毁灭人类。同样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科技的手段来协助法律的实行。在社区矫正的实行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些科学的标准。例如对于社区矫正的改造评估标准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心理辅导也需要一套科学的辅导方式使其回归家庭,回归校园与社会。同样关于毒品的治疗与检验更不能脱离科学检测而武断治疗。再次:社区矫正在某方面也体现了人文刑罚的精神。笔者认为这与人道主义精神进入刑法领域是分不开的。正如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第十五章刑罚的宽和中所言:“随着人类心灵在社会状态中的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要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 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也是人类向非监禁刑罚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刑罚时代的重要标志。最后社区矫正有较强的程序性。以澳大利亚为例。进人社区矫正的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被地方法院直接判非监禁刑的;二是法院判决执行完监禁刑后再执行非监禁的;三是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的。经地方法院判决非监禁刑进人社区矫正的一般程序是:警方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设置专门法庭的地方也可直接向法庭起诉。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后,移交给相对应的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接受后,首先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制定矫正计划,专人负责执行矫正,完不成计划的送回法庭。

  发达国家(地区)社区矫正的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了。早在18世纪,英国进步的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鉴于改革理论,在其后的形事近代学派的代表龙勃罗梭,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证了教育、劳动与社区矫治犯罪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引发了李斯特等人所提出的假释、缓刑、不定期性、保安处分等现代刑法制度。二战后社会防卫学派又提出了对犯罪人主张在社会化及人道主义。1995年联大举办会议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96年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文件都在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性。20世纪下半夜以来已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等佣有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发达国家失去矫正制度有其优点,但他们的不足之处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以防止我国的社区矫正重蹈覆辙。对于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其优点概括为:1拥有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到在这里不过多的赘述。2拥有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运行体系和保障机制。上到国家机关下到社区均有较为完善的运行体系,同时某些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还有较完善的社区服务者资格授予制度。3较高的科学技术性协助社区矫正制度的运行。但是同样也存在相关问题,1泛人道化倾向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性。对于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行,他对于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既要不失刑法的威慑性又要保障人道主义,是司法者要面对的一个难题。2过于技术化的倾向是否过于机械,难以达到矫正的目的。在上文中笔者也提到这一点其科学化的手段应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但在实践中要是将其绝对作为客观标准或风险评估标准,可能会导致机械化。

  1.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社区矫正已在我国的立法上有了明确的地位,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后续的保障制度,特别是对于刑事诉讼法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论的规定,还有关于社区矫正志愿者及非政府的社团组织的规定。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立法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还很短,对于相关立法不能直接域外移植,在上文中,笔者谈到了发达国家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因此在立法上可以统筹兼顾但不是全顾,还应该已中国国情为主。

  2.加强社区建设。社区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为了能和社区矫正很好的接轨,还要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配套设施建设。例如定期的谈话记录室、社区服务场所、评价罪犯委员会的建立、社区心理辅导站、社区报告中心等。

  3.完善执行主体的范围与地位。对于社区矫正的主体范围、相关够做人员的服务事项等都应该进行相关的规定。

  4.建立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监督体制。怎样能过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流于形式,不作为花瓶摆设这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现今我国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监督机制,不能说我国没有监督机制,而是我国的监督机制正遭受着严重的挑战。看看我们的环境监管制度,哈药总厂排污严重超标,我们的监管者在哪里,福建紫金铜污染事件发生后,又在问我们的监管者在哪里。在看看我们的食品监管也有问题,三鹿奶粉事件虽然已过去,但这难道不能说明些问题吗?只有出现了大事故,他会引起监管。国外的诸多法律制度在国外实施的很好,怎么一被引进国内就出现了巨大水土不服,究其原因,我们的问题出在那里?——监督体制。这是作为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好的植物需要好的土壤;同样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好的监管体制,只有这样我们所移植来的域外制度才能更好的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真正的被本土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区矫正制度也同样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国经历了两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及8个刑法修正案,在刑法理论及刑法典的构建上付出了几代人的汗水,可以说社区矫正制度写进刑法典中,即标志着中国的刑罚制度向现代刑罚文明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刑罚制度与国际接轨。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虽然发展很短,但我相信他会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

  目前, 国外社区矫正根据其适用特点, 大体上可以分这样几个模式, 一是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公众保护模式”; 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刑罚模式”; 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更生保护模式”。下面对几种模式的基本情况

  所谓公众保护模式, 是指社区矫正的适用以保护公众安全为基本出发点, 在社区矫正的适用及执行上都以公共安全为首要考虑因素, 而不仅仅是着眼于罪犯的重返社会。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可以说都属于这个模式。如在加拿大, 其矫正工作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保护公众安全, 二是尽可能少地限制犯罪人的自由, 三是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矫正工作。但在这三个原则中, 保护公众安全是头等重要的、最基本的原则。加拿大矫正当局认为, 保护公众安全的最佳办法是让犯罪人安全地回到社会, 最大限度地减低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使其成为守法公民。假释适用和开展社区矫正则被当作是使犯罪人安全回归社会, 实现再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犯罪人都可以不加区别地予以假释。因为, 依照保护公众安全的原则, 决定是否给予某个犯罪人假释, 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该犯罪人假释出去之后是否还会危及公众的安全。假释官可以据此否决恶性暴力犯罪、严重毒品犯罪、奸淫儿童犯罪等犯罪人的假释申请, 让他们在监狱内服完全部刑期。而美国在1985年制定的《综合犯罪控制法》中明确指出: 刑罚目标不是复归社会, 而是正当惩罚和控制犯罪。

  1.从适用对象来看, 并不对某类罪犯进行严格限制,基本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罪犯, 判断是否适用以是否会危害社会公众安全为标准。如在加拿大, 对某些虽然犯有严重的罪行如一级谋杀罪而判处较长刑期的犯罪人, 只要他走出社会之后不再危害公众安全, 都可以决定给予假释。而在诸多的中间制裁中, 如休克监禁或称间歇性监禁等所谓的中间制裁上, 则主要是针对短刑犯和初犯, 严格监督的缓刑则适用于被判处监禁刑的非暴力性犯罪人。从是否是再犯罪的罪犯来看, 既可以对初犯也可以对累犯实行社区矫正, 只是不同类型的罪犯可能会适用不同形式的社区矫正, 如休克监禁、家庭监禁就一般适用于初犯, 而不适用于累犯, 而缓刑假释则既适用累犯也适用于初犯。从是否判决来看, 既包括已决犯, 也包括未决犯。在这方面, 澳大利亚则有点独特, 为保护公众安全, 直接排除一些重刑犯作为适用对象, 如职务犯罪、杀人等暴力犯罪、累犯、有组织犯罪等都不适用社区矫正。

  2.从社区矫正种类来看, 比较丰富多样, 以尽量适应不同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种类主要有缓刑、假释、社区服务、罚款、赔偿、家庭监禁、电子监控、中途训练所、连续报告制度等。而社区矫正的实施时间, 则既可以在刑事审判前、审判过程中适用, 也可以在审判后的执行阶段适用。如美国就有这样一些矫正种类:

  一是转处亦即审前转处, 是指对本应受刑事处罚但情节和危害较轻的被告人, 如果其成功地完成法庭指定的方案,那么其犯罪指控就可能被撤销, 即采用非刑事方法处理, 避免因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而产生的标签化副作用。转向方案主

  要适用青少年犯罪人, 因为青少年最容易因服刑而致其人格“监狱化”。针对青少年犯罪的转处方案主要有庇护之家、儿童辅导中心、自愿警察督导、青少年关怀咨询中心、团体治疗方案、家庭治疗等。审前转处方案主要有三种: 调解、延迟起诉(或缓起诉) 和处理街头犯罪等其他替代措施。二是缓刑。缓刑在美国刑罚体系中既是一种刑罚方法, 又是一种替代监禁的行刑制度。美国的缓刑起源于1800年初的马萨诸塞州, 要求判处缓刑的罪犯, 在缓刑期间遵守的事项由法律加以规范。后来缓刑在美国成为最基本的社区矫正项目,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使用最广泛的非监禁措施。在20 世纪末, 美国适用缓刑的人数就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如1992年间, 美国共有2079881人在缓刑管理监督之下, 而同时期监禁人数仅为883549人。同时, 该时期的缓刑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 传统缓刑制度同其他罪犯处遇措施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所谓的“综合缓刑”。如有的缓刑判决附加赔偿受害人的项目; 有的内含家中监禁; 有的将缓刑与监禁结合使用等等。三是假释。美国假释历史悠久, 可以溯源于1840年麦科若奇的点数制。而1871年的美国纽约州制定的《埃尔米拉教养院法令》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假释制度的正式立法。根据1995年的统计, 美国所有在押犯刑期的41%是在假释中度过的。1997 年, 美国的假释人数达到5217 万人,占监狱押犯人数的44%。四是家庭监禁亦即家中监禁, 是指对罪犯判处一定的监禁刑期, 但不是在监狱等机构内服刑而是在自己家中服刑, 在一定期限内不得随便外出,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 常常允许符合条件的罪犯到外面去工作或从事其他的正当活动, 周末和晚上则必须回到家中。家庭监禁当初主要适用于青少年罪犯, 后来逐渐扩展到成年犯, 对象一般是危险较小并有相对稳定居住条件的罪犯。对适用家庭监禁的犯人的监督管理, 一般由缓刑工作人员负责, 方式是每个月缓刑工作人员与犯人进行规定次数的当面接触, 或用不确定的时间对他们进行检查, 以确保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呆在家中。五是间歇监禁, 亦即半监禁、半自由处遇或中间处遇,是从有期监禁刑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的罪犯处遇, 具体而言是指罪犯必须在一定周期的一定时间内(如白天或夜晚、平时或周末) 在监所服刑, 其他时间则可以在社会上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一种行刑制度。这些措施比单纯的监禁处罚宽松且经济, 将机构处遇与社区处遇合二为一, 因而可以说是机构处遇的社区化。六是重返社会方案, 它是美国监狱行刑过程中罪犯矫正计划的重要内容, 是直接面向社会的一种矫正方案, 主要内容包括释放前训练、劳动释放制度、教育释放、归家制度、中途之家、社区辅助制度等。该类方案的对象一般针对的是在监狱服刑一定时期、参与过监狱内其他矫正方案后, 面临刑释重返社会之际的在监服刑人员。这些措

  3.有统一的社区矫正决定和执行机关。在美国和加拿大, 对于罪犯是否处以社区矫正, 一般都是由法院决定。如果被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在服刑期间重新犯罪或违反有关行为规则的, 法院则可以科普通监禁刑。在美国有的州缓刑考察官也由法院任命, 如马萨诸塞州的各个上诉法院, 任命本州所有的地区缓刑考察官, 并拥有决定其俸禄的权力, 同时还赋予了一审法院对于所有刑事犯罪人可以判处缓刑的权限。但对于罪犯的假释则一般由假释委员会决定, 无论美

  国、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都是如此。执行社区矫正的部门则一般是矫正局统一执行, 而且都实行垂直领导。在美国, 联邦司法部下设矫正局, 矫正局分管联邦的监狱和联邦的社区矫正。联邦和各州没有隶属关系, 美国大部分州均设有矫正局, 负责各州的监狱和社区矫正的管理, 基本上实行的是两级的垂直领导体系。在有的州和城市, 基层的社区矫正办公室又对工作者作进一步分工,如有的侧重写判决前的报告和假释前的报告, 有的侧重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服务; 也有的按照罪犯的类别, 将社区工作者分为对财产型犯罪、滥用毒品和酒精的犯罪以及性犯罪人员的管理。在美国, 各种社区矫正的执行管理机构中, 对于缓刑犯的执行管理机构最为庞大, 由2000 多个单独的缓刑服务工作机构负责, 一般是由矫正局管理, 多数州的这类机构设在司法部, 属于司法部下属的一个独立机构。美国的成人缓刑有不同的负责机构: 30 多个州由矫正局负责, 6个州由州法院系统管理, 6个州由当地市、县法院系统管理, 4个州由市、县政府部门管理。青少年缓刑多数由法院系统管理。加拿大的联邦级的矫正局负责联邦社区矫正机构和联邦社区矫正进行管理, 联邦矫正局在全国设有五个分部, 按地区管辖, 省级矫正机关则负责对省级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的管理。美国的假释则是由司法部下设的全国假释委员会对联邦系统罪犯的假释工作负责, 许多州也有自己的假释委员会,有些州的假释和缓刑机构是合在一起的, 有些州的假释机构是独立的机构, 而有些州则属于矫正局的内设机构。联邦和各州都有专门的假释监督机构, 负责假释罪犯的监督与矫正。联邦监狱局下设分管假释的部门: 监狱管理和社区矫正的管理, 假释同缓刑一样属于社区矫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州将缓刑和假释的监督管理工作合并一起, 成立缓刑假释办公室, 有的地方则将缓刑和假释分别设立办公室, 在假释监督管理工作中实行对假释犯的专人负责制, 每个人的接案范围在30~120人的幅度内。假释官员对假释罪犯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 并拟定符合犯罪人情况的假释计划以展开矫正工作, 为此, 需要保持与犯人及其家庭、学校、雇主等的经常性联络, 以使各方面积极配合假释计划的执行,同时应根据罪犯的具体表现等情况及时修正假释计划; 另外, 还要求假释官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协助解决假释罪犯在生活上所面临的问题。

  4.社区矫正的执行人员及经费保障。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事执法活动, 并由于社区矫正工作本身的特点, 在聘用人员时往往有较高的要求。在美国, 大多数对警察的入门要求仅仅需要高中毕业学历, 但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一般要求是本科学历, 有的州还要求研究生学历。专业要求一般是刑事司法执法、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加拿大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般要求具有本科学历, 并且还要有犯罪学、刑事执法、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教育背景。美国对社区矫正的经费是予以充分保障的, 据估计, 其分摊到每个矫正对象一年费用约为17692美元。当然, 每个州是有区别的, 但是基本经费是纳入财政预算, 有充分保障的。虽然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与监狱运作需要支付的费用相比还是算低廉的。如在美国, “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 监狱爆满使财政经费大幅度增加, 州政府的行刑设施运作费用由1984年的59亿美元, 增加到1996年的207亿美元。”社区矫正的执行中, 社会团体、私人机构和志愿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费来源主要是社会各界的捐款, 也有政府的资助。

  所谓刑罚执行模式, 是指社区矫正已融入其刑罚体系中, 完全把社区矫正作为一个刑种予以广泛适用, 而并不特别强调执行社区矫正要有回归社会的目的或者是对出狱人的特别保护。因此, 社区矫正的决定多以法院命令的形式出现, 要求服刑人员强制执行。社区矫正刑在英国不是单一的刑种, 而是复合型的、多元化的刑种。现行英国法律根据刑罚轻重, 把刑罚分成三种: 罚款、社区矫正刑和监禁刑。社区矫正刑属于中等强度的刑种, 适用于具有中等危害程度犯罪行为的罪犯。目前, 社区矫正刑罚已成为英国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刑种, 法院判决犯罪人社区矫正刑罚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 1988年英国有915万人被判处社区矫正刑; 1999 年, 则有1512 万人被判处社区矫正刑; 2002年则达到了20万人。英国的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社区矫正多以法院命令为主。最常见的社区矫正有几种: 一是缓刑令, 适用于16周岁以上的犯罪人, 期限为6个月以上3年以下。适用缓刑令的目的是保障犯罪人的改造与修复, 防止其再次犯罪并保护社会免受危害。法院在判决中, 明确一名缓刑官负责被告人的刑罚执行, 缓刑官应当与犯罪人进行经常性的会见。缓刑令可以规定犯罪人在规定的期间内, 居住在固定的私人住所内。如果犯罪人的家庭环境较差, 不利于其改造, 法院也有可能要求其住在监管中心,加强对这类犯罪人的监管力度, 以便增强对社会的保护。二是社区服务令, 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提供无偿劳动的社区矫正刑。法院主要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 确定具体的劳动时间。所有的劳动应当在判决生效后一年内全部完成, 犯罪人完成判决要求的所有劳动时间后, 视为刑罚执行完毕。缓刑监督机构负责管理社区服务令的执行。犯罪人在服刑期间,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 没有参加预定的劳动, 经缓刑监督机构查证属实的, 给予一次警告, 如果再次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劳动, 则认为违反社区服务令, 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是宵禁令, 是高度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一种社区矫正刑。宵禁令的目的在于, 通过将服刑人员限制在家里, 防止他们在夜间外出, 从而减少、控制某些形式的犯罪。根据规定, 治安法院、王座法院以及少年法庭都可以适用宵禁令。宵禁令的适用对象是10岁以上的任何犯罪人, 但犯有谋杀罪的除外。四是毒品治疗与检测令, 这个制度于1998 年开始试点, 在2000年的法案中得到立法确认的一种社区矫正刑。毒品治疗与检测令可以由治安法院、王座法院以及少年法庭对满足以下条件的16岁以上的犯罪人适用: 犯罪人依赖毒品、或有滥用毒品的倾向, 其依赖性或倾向性比较严重以至于需要接受戒毒治疗。毒品治疗与检测令的服刑期限应当在6个月以上3年以下。五是出席中心令, 由法院、王座法院或少年法庭对10岁以上、20岁以下的犯罪人适用。当这些青少年犯罪人实施了对成年犯罪人可以判处监禁刑的犯罪, 可以对其判处出席中心令。这些中心通常由警察、监狱管理人员和教师等志愿人员利用业余时间, 在学校或少年宫等场所举办。目的在于使这些青少年犯罪人牺牲一部分业余时间, 作为对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惩罚。六是监督令, 把青少年交给地方当局的社会工作者监督, 或交给缓刑官监督。监督令是专门对10岁以上、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适用的社区矫正刑。监督人的职责是“建议、帮助和亲近被监督人”。监督应当在监督令生效后五天内开始, 最长刑期不得超过90天。

  此外, 罪犯可以假释。假释犯必须已经服满其所判刑期的1 /3或12个月, 取其较长者。假释可以被撤销, 在撤销后, 罪犯如符合法定条件, 可以被再次假释。

  2.社区矫正的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从社区矫正刑的决定来看, 除了假释由假释委员会裁决, 假释委员会的成员由国务大臣任命外, 其他社区矫正刑作为一个刑种主要由法院决定。英国负责社区矫正执行的工作机构在中央一级为内政部国家缓刑局, 接受内政大臣直接领导, 统领各地方缓刑服务局。缓刑局由社区矫正执行和资源设施装备管理两个部门组成。在全国的10个行政大区的42个区设有地方缓刑服务局, 直属国家缓刑局指导、管理和监督。在42个区还设立了42个地方假释委员会, 受内政部缓刑局领导。除了地方假释委员会对假释进行决定外, 其他有关社区矫正的工作主要是由国家缓刑局和地方分支机构完成, 其职能主要包括对犯罪人进行量刑前的调查和危险性评价; 监督和考察被判处社区矫正刑罚和假释的社区服刑人员; 管理缓刑集体宿舍; 领导和管理监护中心; 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帮助和服务; 定期将社区矫正对象的表现情况, 向法院作书面报告,根据服刑人员的表现, 提出减刑、定期解除和收监执行的建议和意见, 由法官做出奖惩意见。根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 英国还成立了全国未成年人司法委员会。此委员会属非政府组织, 由负责缓刑的公务员、教师、警察和卫生部门的相关人员组成, 主要工作是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刑罚的适用, 负责与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3.对社区矫正官员要求较高以保障刑罚的有效执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称为矫正官, 属国家公务员系列, 由内政大臣任命, 一般的学历要求为本科, 具有法学、心理学、刑事法学等学位, 经过专门机构的的培训。1998年, 英国政府决定将过去社区矫正官应当具备的‘社会工作资格’, 改为要求具备缓刑研究资格证书, 该证书通常需要两年的大学学习才能获得。全国各地方总共配备了116万名职员(缓刑官和作为社会工作者的事务官) , 其中一半以上是大学毕业生。中央和地方的缓刑机构的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由财政支出,80%来自联邦政府拨款, 20%来自地方税收。据英国国家缓刑局统计, 2002~2003年, 社区矫正的支出为6193亿英镑,根据社区矫正刑的监控程度不同, 平均每个服刑人员1500~6000英镑不等。全英国地方假释委员会有工作人员约630人, 只有部分人员是公务员, 其余人员都是自愿者, 此项工作更多的是一项荣誉的象征。一般由自己提出申请, 由内政大臣任命, 任期三年, 可以连任一次。英国还专门派出了社区服务的检察官, 专门检查社区服务的效果。

  所谓“更生保护模式”是指其社区矫正制度除了有一般社区矫正制度的特点外, 更加注重出狱人保护救济措施的完善。这一点日本的社区处遇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主要特点如下:

  1.完善的社区处遇制度。20世纪日本矫正制度的发展,是以罪犯社区处遇的广泛拓展为标志的。在日本, 通常所说的罪犯社区处遇, 或者称为更生保护, 包括缓刑、假释以及罪犯释放后的安置等。更生保护的对象主要包括: 一是受保

  护观察处分者, 二是被刑事判决缓刑者, 三是假释、保释出狱或者保外就医者, 四是刑满释放者或者赦免出狱者, 五是其他法定应予更生保护的。保护观察是附加于缓刑者或假释者的一种行刑制度, 也可以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罪犯所适用的一种独立刑事制裁措施。由于日本的缓刑和假释的使用率极高, 作为缓刑和假释配套制度的保护观察, 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更生保护活动除了对缓刑者、假释者的保护观察之外, 还包括出狱者在生活面临的困境时所提供的福利性援助或生活指导。更生保护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减少监禁机构中的服刑者, 让尽可能多的罪犯在社会和有关组织的监督下进行社区矫正, 这样不仅能降低执行刑罚的成本, 而且还能使罪犯不与社会产生隔阂, 有利于罪犯融入社区、重返社会。

  2.富有成效的非监禁刑措施。日本的假释、缓刑等非监禁刑措施运用非常成功, 罪犯的假释由监狱长向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提出申请, 该委员会决定是否假释, 而无须报法院批准。对于有期刑执行1 /3以上、无期刑执行10年后, 被认为“存在改浚忏悔的情形时”就可以适用假释。被适用假释者要交付保护观察组织进行监督辅导, 主要内容是要求被保护观察的人遵守居住在一定的住所并认真从事工作、保持善行等。而缓刑适用的对象主要为罪行较轻罪犯, 包括以前没有被判处禁锢以上刑罚、现被宣告3年以下的惩役或禁锢的罪犯, 缓刑的考验期为1~5年。

  3.完善的开放式监狱行刑制度。开放式监狱是相对于封闭式监狱而言的, 即指在不影响监狱安全和行刑效果的前提下, 除掉监狱的高墙、铁栅等森严的物质设施, 采取对犯人信赖的态度, 尽可能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 监狱内的生活状况接近社会正常生活状态。其适用对象为过失犯。到20世纪80年代末, 全日本已设立了8个类似的开放式监狱。

  4.有完善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罪犯的矫正处遇问题由法务省主管, 包括两个部门, 狱内矫正属于矫正局主管,社区矫正属于更生保护局及其所管辖的机构负责。更生保护局负责全国的假释工作, 全国设立8个地区假释委员会, 负责独立决定罪犯的假释和监督本辖区内缓刑所的工作。这些委员会设在高等法院的8个司法管辖区。地区假释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有两个方面: 一是做出假释决定; 二是如果假释犯不遵守假释条件的话, 做出撤销假释的决定。同时, 在地区假释委员会下面设有50个缓刑所(保护观察所) , 具体负责监督缓刑犯和假释犯的监督执行工作。隶属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事务局和保护观察所的政府官员, 是专职的保护观察人员。他们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及其他与更生保护相关的专门知识, 从事并指导保护司针对各类社区保护观察对象, 进行保护观察、人格考察等犯罪者更生及预防犯罪工作, 一般情况下培养一名保护观察官的时间大约为3年。

  国外社区矫正虽然各有不同的做法, 但总的来看, 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社区矫正适用量大, 所占比例也较高。据不完全统计, 2000年世界各国监禁刑和缓刑、假释人员所占比例分别如下, 加拿大服刑人员总数是152146 人, 其中监禁刑为30790人, 只占服刑人员总数的20.24% , 同期的缓刑、假释有121358人, 占79.76%。澳大利亚服刑人员总数为76121人, 其中监禁刑为17142人, 仅占22.52%。新西兰服刑人员总数为24847 人, 其中监禁服刑人员为5926 人, 仅占23.85%。在法国, 服刑人员总数为187142人, 其中监禁刑人数为52122 人, 仅占27.37%; 美国服刑人员总数是6498562人, 其中监禁人数为1933503人, 仅占29.75%; 英国服刑人员总数为194642人, 监禁人员87500, 占服刑人员总数的44.95%; 日本服刑人员总数为129260人, 监禁人数61242人, 占47.38%; 韩国服刑人员总数为117314人, 监禁人数63472 人, 占54.10% , 俄罗斯服刑人员总数为1214669人, 监禁人数671054 人, 占55.25%。各国的服刑人员中除了监禁人员的数量, 其余的都是属于社区矫正,可见各国社区矫正数量是很大的。

  二是社区矫正形式多样。社区矫正作为一个中等严厉程度的刑罚, 在各国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刑种, 而是一个复合型的刑种。如缓刑、假释、中间制裁、社区服务令、电子监控以及宵禁令等多种惩罚令。而对某个被告宣告社区矫正刑,既可以包括一个社区矫正令, 也可以包括多个社区矫正令。通过不同形式的社区矫正, 来针对不同的对象, 充分体现刑罚个别化的原则。

  三是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和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无论是上述的美国、英国及日本, 在全国都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 一般都由各国的司法部主管。同时, 对工作人员都有较高的要求, 比如缓刑官, 大多数国家都要求具有大学学位, 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而且缓刑官的收入在有些国家也比教师和警察高, 如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对于工作人员而言, 各国一般都有志愿者参与。考虑到志愿者的参与既可以减轻缓刑官的工作负担, 也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提高缓刑服务的质量, 因而许多国家都大量使用志愿人员。如美国,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据埃斯克里奇等人的估计, 在2000多个缓刑管辖区服务的志愿缓刑官就在30万到50万人之间, 每年提供2000多万小时的服务。除此而外,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一些州或省、日本、瑞典、菲律宾、英国等国家和地区都使用志愿缓刑官从事缓刑服务工作。

  四是社区矫正作为一个主要的刑种, 在各国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 做到执法有据。如英国在1973年的《刑事法庭权力法》首次规定“社区服务”刑种, 到2000年又出台了《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 对社区矫正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而日本则早在1949年的《罪犯更生保护法》中就对罪犯的社区处遇问题作了规定。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各州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明尼苏达州在1973 年由州议会通过了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 用于在全州范围内规范地方政府的社区矫正计划、社区矫正项目的发展, 对犯罪人执行刑罚和为犯罪人提供服务, 以及资助县级地方政府社区矫正的运作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到1996年, 美国相继有28个州通过了社区矫正或类似社区矫正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的规定, 保证了他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合法有序地开展。而加拿大也在1992年颁布了《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 对社区矫正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

  国外社区矫正的大力发展也有四、五十年的时间了, 通过这几十年的时间的实践, 各国对社区矫正的效果都有自己的评价, 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意见。也许对社区矫正的利弊得失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来予以检验, 但一些基本的共识

  一是可以减少重新犯罪。龙勃罗梭在《犯罪人论》一书中曾说: “获得自由是一种梦想, 服刑人员总是为此而思虑。如果他们看到有一条比逃跑更保险和更可及的阳关大道, 他们会立即奔向那里; 他们做好事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 但他们毕竟是在做好事。不断重复的运动会变成第二种本性, 它可能使人养成习惯。”而社区矫正就被认为是那样的一条阳关大道, 社区矫正的实行使犯罪人对前途重拾希望, 可以较好地消除犯罪人的逆反心理。而且他们都比较渴望和珍惜获得假释和社区矫正的机会和环境, 不愿意因违规或重新犯罪而重新入狱, 因此, 他们自我约束能力大为增强, 重新犯罪率下降。据加拿大联邦矫正局官员介绍, 近年来, 加拿大假释犯人在假释和社区矫正期间犯罪的很少, 其犯罪率占全国犯罪率的1%以下, 86%的假释人员考验期满后不重新犯罪,94%的假释人员考验期满后不再重犯暴力犯罪。暴力犯罪的服刑人员假释考验期满后重新犯罪的比率也不断下降。美国的研究也表明, 替代性刑罚比监狱环境更有效, 社区矫正的重新犯罪率为42% , 而监狱囚禁后的重新犯罪率为54%。

  二是有利于缓解监狱拥挤。随着各国犯罪率不断的攀升, 监狱拥挤已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社区矫正的出现为解决监狱拥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渠道。如美国联邦和州的囚犯数字在1975年为240593人, 1994年则增加到1012851人, 20年的时间增长近4倍, 给监狱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社区矫正的迅速发展, 与缓解监狱压力密切相关。

  三是有利于节约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并解决服刑人员的经济困难。社区矫正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根据加拿大矫正局的资料显示, 把犯罪人关在监狱服刑, 每人每年需耗资6万加元(折人民币30多万元) , 将其假释出去放在社区矫正, 每人每年只需耗资113万加元(折合人民币6万多元) 。换言之, 加拿大联邦矫正局每年拿出总支出11%的经费, 用于社区矫正项目, 就监督矫治了41%的假释犯人。而在狱内关押矫治59%的犯罪人所需的经费, 却占了全国矫正经费的89%。在美国据统计, 一个缓刑犯一年的监督费用为2344美元, 而囚禁一名罪犯则需21352 美元。与此同时, 假释人员可以在社会上从事正当的职业获得报酬, 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并在生活上兼顾到家庭的照顾, 有利于解决家庭生活上的困难, 增强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以保持家庭稳定, 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

  四是充分保障司法人权, 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社区矫正中, 对犯罪人一般是监管与帮助并重,管理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同时, 社区矫正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 因此能较好地防止罪犯人格监狱化。而作为一些过渡性的措施, 则可以让罪犯特别是假释犯罪逐渐习惯于呼吸自由的空气, 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学到有用的知识, 培养劳动技能, 打好生活基础, 避免心理上和人际交往上出现较大反差, 有利于他们早日融入社会, 符合行刑人道、保护人权的要求。

  一是认为国家的社会控制网络更强。这种控制网络的扩张表现越来越突出, 主要表现在控制人员的数量增加上, 社区矫正由于种类繁多, 并且是在传统的刑罚种类上所增加的一种新型刑种, 它使得国家的控制对象数量大大增加。同时, 为了使得这种刑种有效的实施, 又增加了更多的针对罪犯的配套措施, 如电子监控、家庭拘禁、尿检等手段, 这些手段的使用既扩展了监督的范围和内容, 也增强了国家对犯罪人的干预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即从某种意义上, 人们受国家干预的空间不是减少了, 而可能是更加增多了。

  二是社区矫正的效果并不理想, 而且还有一些负面效果产生。人们往往以为社区矫正能降低重新犯罪率, 但也有的研究认为, 社区矫正的效果与监禁的效果并没有多大区别。如1975年美国的马丁森、利普顿和威尔克斯, 1979的库尔霍恩, 1989年的怀特黑德等人都发现矫正治疗在整体上尤其是缓刑监督对重犯并没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 社区矫正被认为还有一些负面影响, 如在实际执行社区矫正中, 很多国家对于毒品犯罪、暴力犯罪和性犯罪人以及吸毒成瘾的、无家可归者适用的比例极低, 如此产生了与其他犯罪不公平对待的问题, 从而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同时, 那些被实行社区矫正的罪犯, 由于在社区中服刑, 容易受到社会歧视, 也可能影响其顺利回归。

  三是社区矫正对象依然对社会具有危险性。由于他们没有失去自由, 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他们犯罪的机会和条件都会比囚禁的罪犯大得多。因此, 他们如果犯罪, 危害社会的条件比监禁的罪犯要有利得多, 有的矫正对象甚至袭击缓刑官。如美国对1980年来到1993年的缓刑犯对缓刑官的侵害作了一个统计, 共有2610名缓刑官受到缓刑人员的各种各样的侵害, 包括谋杀和性侵害。显然, 社区矫正作为刑种在特殊预防效果上肯定不及监禁刑的适用。

  尽管对社区矫正的适用效果, 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但总的来看, 社区矫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并继续发展。这种发展的趋势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最初的社区矫正刑, 各国都只适用于轻罪、未成年人以及过失犯等, 但现在对于一些重刑犯, 长刑犯也附条件的适用; 二是着力于研究更多的控制手段, 以进一步完善对社区矫正刑的执行。同时, 各国在加强对矫正对象控制的同时, 也更为注意防范它带来的负面效果; 三是各国都逐渐把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主要的刑种在使用, 并进一步通过立法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一是我国应建立半开放式监狱或出狱中间站, 作为监狱与社会之间缓冲地带。建立这样的场所主要适用两类人员:其一是对即将回归社会的罪犯适用。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罪犯特别是长刑犯, 其人格“监狱化”特别明显。如果罪犯直接从监狱到社会, 缺乏一个过渡期, 罪犯在出狱后, 面临长期隔绝而又瞬息万变的社会往往无所适从, 在政府的帮助无法跟上而罪犯自己又无法解决所面临的生活困难及急剧的心理变化的情况下, 极易重新走向犯罪。因此, 对出狱人员建立这样一个缓冲带, 让其逐步适应已经陌生的社会无疑非常重要。其二是对犯罪情节轻微的罪犯的适用。如建立半开放式监狱, 可让其不完全丧失自由而又让其感受到失去自由的痛苦, 从而起到警诫和惩罚的双重作用。国外无论是美国

  的间歇监禁、重返社会方案, 还是英国的监管中心都有这样的功能。目前, 我国的刑罚执行体系中, 包括正在试点的社区矫正中都没有类似的安排和尝试, 要使我国的社区矫正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并充分体现个别化原则, 这样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要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从总体来看, 我国适用社区矫正人数少、比例低、适用范围狭窄。如就监禁人数来看, 各国监禁人数很少有超过罪犯总数50%的, 而我国缓刑、假释人员所占服刑比例分别为15185%、1163% , 监禁人数占了80%以上, 可见我国监禁量是相当大的。扩大我国的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着重在两方面: 其一是增加社区矫正适用数量, 对短刑犯、未成年犯、过失犯要增加缓刑的适用量, 同时扩大重刑犯、长刑犯的假释量; 其二是增加社区矫正种类。虽然目前在试点中, 我国有五种情形被称之为社区矫正, 但与国外相比, 不仅种类少而且执行的手段也少, 我国可以增加社区服务令、罚款以及宵禁和电子监控等社区矫正措施和方法, 以增加法院裁决及社区矫正适用的灵活性。

  三是完善出狱人的保护救济制度。我国虽然对刑满释放人员也有安置帮教的制度安排, 但由于各种原因, 此项工作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对出狱人的关照和保护都做得很不够, 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人重新走上犯罪的重要原因。把对出狱人培训与救济与社区矫正结合起来, 把当前的安置帮教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结合起来, 对罪犯重新安全回归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四是应建立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和进一步提高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素质。目前我们在试点中的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尚不统一, 这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执法权与执行者的分离, 部门之间的协调不顺等等, 如果不建立统一的矫正机关, 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到社区矫正执行的效果。同时,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主要是由各地司法所的人员组成, 现有的人员中绝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相应的专业训练, 而且对这项工作也是全新的接触, 没有经验可言。 因此,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尚存在疑问。国外对执行社区矫正刑的工作人员都有较高的要求, 而且要求接受相应的训练, 这是其社区矫正获得成功的有力保障。我国要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对现有工作人员加强培训以及大力吸纳素质较高的专业人员是非常必要的。

  五是对社区矫正应明确立法。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所依据的是两高两部的一个通知精神来执行的, 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我国应该制定一部《社区矫正法》, 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作充分的规定, 以解决社区矫正的执法依据问题, 并把此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同时, 在必要的时候修改《刑法》, 把社区矫正作为一个刑种纳入现有的刑罚体系, 这样做既符合各国的通行做法, 也是对现有刑罚体系的完善, 并从部门法的角度赋予社区矫正以更强的法律效力。

  编者按:经部领导批准,2013年6月16日至7月6日,以部司法协助与外事司副司长康煜为团长、辽宁省司法厅副厅长于大力为副团长,由司法部各直属单位及16个省市司法厅(局)有关部门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组成的中国司法部司法行政系统外事干部培训团,一行23人,赴英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学习、交流培训。在英期间,培训团对英国司法体制特别是监狱管理制度、律师制度、社区矫正实践与做法、法律援助实施与开展等对口工作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与交流。本文将从各重点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此次培训,受到了部领导的高度重视,部司法协助与外事司、司法协助交流中心于出发前在司法部机关组织全体团员开展了国内培训,认真学习贯彻了中央有关外事出访方面的文件、外事礼仪,着重围绕此次培训课题、考察任务和面临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发展司法外事工作开展了深入的讨论,为高质量地完成此次培训任务和进一步规范司法行政系统的外事出访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现将此次培训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团对英国司法体制特别是监狱管理、律师制度、社区矫正工作、法律援助体系等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

  此次培训团由国家外国专家局指定培训渠道UK-China Training ITD承办。在集中授课中,英方专家教授分别就英国的司法体制、审判机关与法官体系、检举公诉体系、警察体系、刑事诉讼概况、法学教育与知识转化以及苏格兰禁毒与戒毒法律机制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和讲解。除了集中授课之外,实地考察和专业交流活动也安排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接待得当。一是参观了英国最高安全警戒监狱Full Sutton,就英国监狱管理制度、高级戒备监狱的运作、罪犯风险评估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讨论。二是与英国市民咨询总局(citizens Advice Bureau)及其旗下的皇冠法院咨询局、英国免费法律代理署(Free Representation Unit)进行了座谈,就公益性法律援助中心的资金筹集与效能监察、法律援助咨询的对象及类型分析、自愿法律代理人员的资格与培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三是拜访了苏格兰皇家检察署,全面了解了苏格兰司法体制,以及与英格兰威尔士地区的比较。四是拜访了伯明翰出庭律师会及Memery Crystal 律师事务所,听取了英国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情况介绍,并与事务所合伙人就中英律师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五是参观了伦敦皇冠法院、伯明翰高级法院、剑桥皇冠法院, 并旁听了剑桥皇冠法院案件开庭。

  对司法部组织的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外事干部培训团,得到了英方的高度重视及热情的接待。一是英国司法部下属的国家罪犯管理服务总署负责人全程陪同参观Full Sutton监狱,并介绍英国监狱制度。二是苏格兰皇家检察署署长会见全体团员,去年他曾访问中国,对我们的到访给予了热情的安排。三是剑桥大学、诺丁汉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正值暑期放假,相关学院院长及资深教授均放弃假期,为我们授课,与大家交流。四是参观伯明翰出庭律师会、伯明翰高级法院时,Memery Crystal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特地从伦敦赶来,安排交流活动,介绍法院情况。通过此次培训活动全团同志一致感到祖国强大所赢来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立志为实现祖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正如接待我们的华人律师何晓霞女士眼含热泪地说:“我之所以能进入英国律师界,是因为有强大的祖国作支撑。”

  此次培训还受到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及国家外专局驻伦敦办事处的高度关注。中国驻英大使馆公使丛培武同志在百忙之中亲切会见了全团成员,介绍了近年来中英合作交流的最新情况,并陪同参观了大使馆。在会见时丛培武特别指出,国家非常重视中英之间的外交工作,把司法交流作为中英之间重点交流的领域之一,希望大家为此多作贡献。这使大家更加深刻认识我国司法协助外事工作在国家外交全局工作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国家外专局驻伦敦办事处刘燕朝司长两次与全团同志座谈交流,介绍英国司法领域的基本情况,了解此次交流培训内容,关心全团同志在境外的工作生活情况,为我们开展交流、进一步加深对英国司法制度的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团组凝聚力,围绕本次培训交流活动开展特殊党日活动。此次培训团在出访前,由全体团员选举产生了临时党支部,在境外期间在支部书记及各位委员的带领下全团凝聚一心、积极向上,圆满完成了交流培训任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培训期间,正值中国建党九十二周年纪念日,临时党支部精心策划,安排了“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境外组织全体党员同志开展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民主生活会,大家摆思想、谈认识、讲体会,一致认为祖国的日益强大,作为中华儿女无比的自豪与光荣。深切地感受到党的正确领导,使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通过主题党日活动,更加坚定了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理想信念。

  二、英国监狱体系分类科学规范,风险评估体系全面细致,安全防范手段高度完备,社会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值得我国借鉴。

  英国监狱管理的法律依据是1952年《监狱法》,司法部还制定了《监狱规则》等配套性法。